4种言论自由

言论自由包含两种自由:输出自由和输入自由。而参照柏林(Isaiah Berlin)的观点,自由又分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于是两者相交叉,言论自由的内容便涵盖了四种自由,简称为说的自由,不说的自由;听的自由,不听的自由。
    而人们往往只注重第一种言论自由,也就是说的自由,却忽视了另外三种自由。

   先从说的自由说起。说的自由,也就是一般狭义上的言论自由。
    言论自由作为自由的一种,必然具有自由的一般规定性。那么,什么是自由呢?从法学的意义上看,自由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在一定边界内为或者不为某种行为的的权利。关于自由的边界,已经有了不少著述,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穆勒(J.S.Mill)在《论自由》中提出的观点(这本书严复先生翻译的版本书名很好,《群己权界论》,一针见血。):
    唯一实称其名的自由,乃是按照我们自己的道路去追求我们自己的好处的自由,只要我们不试图剥夺他人的这种自由,不试图阻碍他们取得这种自由的努力。

这一边界,重点在该自由会不会对他人造成直接而实质性的损害。用到言论自由上,就是该言论不会直接对他人造成实质性的伤害。
所谓直接性就是:
如果我骂你,你气死了,或者严谨点说,你心脏病发作死了,那么这就是直接的伤害,我对这一言论的发表的自由不受保护;
而如果我说「这把刀真好用」,然后别人买了一把一样的刀去杀人,这就是间接的伤害,我对这一言论依然保有自由。
所谓实质性就是:
如果上面我骂的人没气死,只是不爽而已,那么就没有造成实质性的伤害。那么我还是可以骂你。
    或许看起来有点诡异,但实际上,对自由的限制一般是用在对责任的裁量中的,也就是说如果这一行为被认为是正当的自由,那么就不会因此而承担责任。实际上,一个人要做什么事不是规范可以约束的,从法律的眼光看,对自由的规范更重要的是在行为发生后对责任的裁量问题,也就是「说了这句话,你要负什么责任」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很多人会混淆穆勒的功利主义和一般的功利主义。一般的功利主义者可能会认为,即使一个人的言论不会对他人的权利和自由造成实质性伤害,但只要它对于社会弊大于利,就应该被窒息。而穆勒的功利主义却会认为,对一个人言论自由限制造成的影响的观照,不仅仅应该局限于短期的社会影响,更应该看到它对长远的人类福祉的影响:
如果一个人利用自己的主观臆断判定他人的言论不当而窒息之,则社会便失去了聆听这一观点的机会,那么即使只有1%的机会这个言论是真理,人类也有可能因此而蒙受100%的损失;
如果一个人的正当言论自由被窒息,那么会有更多的人的正当言论自由被出于各种借口被窒息,由此所有社会人的言论自由也会危在旦夕。
    这一精神,用穆勒的原话来说就是:
    如果整个人类,除一人之外,意见都一致,而只有那一个人持相反意见,人类也没有理由不让那个人说话。正如那个人一旦大权在握,也没有理由不让人类说话一样。
    或者引用一句大家非常熟悉的伏尔泰的名言:
     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所以,即使是对社会会产生更多消极影响的正当言论,也因其作为一种自由所具有的神圣性而应受到保护,得以表达。
    但是明显会造成实质性侵犯的言论就不一样了,比如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 Jr.)提出过的:
对自由言论最严格的保护也不会允许在剧院里谎称失火造成恐慌。
    这,就是说的自由的边界。
    再来看不说的自由。不说的自由也被视为沉默权,最明显的表现就是美国警察逮捕某人时所说的《米兰达宣言》中的第一句话:
你有权保持沉默。(You have the right to remain silent. )
    又或者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中的内容:
不得被强迫(人民)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自证其罪 (……nor shall be compelled in any criminal case to be a witness against himself)

   正是因为人有不说的自由,所以刑讯逼供是一种不正当的行为。正如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中提到的:
……在痉挛和痛苦中讲真话并不那么自由,就像从前不依靠作弊而避免烈火与沸水的结局并不那么容易一样。我们意志的一切活动永远是同作为意志源泉的感受印象的强度对称的,而且每个人的感觉是有限的。因而,痛苦的影响可以增加到这种地步:它占据了人的整个感觉,给受折磨者留下的惟一自由只是选择眼前摆脱惩罚最短的捷径,这时候,犯人的这种回答是必然的,就像在火与水的考验中所出现的情况一样。有感性的无辜者以为认了罪就可以不受折磨,因而称自己为罪犯。
    但是不说的自由也有其边界。当然,这里的说只是一个形象的说法,实际上指的是表达,所以和你能不能说话没什么关系。不表达的自由,在一定情况下也会受到一定限制,比如一个著名的例子:
如果你所在的城市即将被炸药轰上天,而你们抓住了一个知道如何防止炸药被引爆的恐怖分子,你们要不要逼他说出拯救城市的办法?
    当然还有其他种种边界,比如,先前的约定,常见的就是法庭上证人的Sworn testimony:
I swear by Almighty God that I will tell the truth, the whole truth and nothing but the truth.
    因此在法庭上,不能有所保留,必须说出所有的真相(the whole truth)
    接下来是听的自由。这和说的自由是对应的,因为如果A的言论表达受阻,那么B对该言论的聆听权利也会受到侵犯。但因为听是一个被动的行为,而且产生影响的一方是自己,所以听的自由,边界并不明显,但受到侵犯的表现却很明显。如果从对方开始表达这一节点看起,对A说的自由的侵犯也是对B听的自由的侵犯,但是对A说的自由的边界限制并不会侵犯B听的自由,因为前者有前者的考量。对B听的自由的侵犯,往往是体现在对B输入言论的渠道的限制或阻塞上的。通俗一点解释,中国的GFW(墙)就是一种。
   最后是经常被忽视的不听的自由。这一自由其实是很难得以保障的,以为一个人对言论的接受是一个被动的过程,如果你不知道A是你不想知道的东西,有时候你是不能在知道A之前知道这一点的。说起来有点绕,举个例子:
假设你得了癌症而不自知,而你的想法是「就算我得了癌症我也不想知道这一点」。有一天,你去体检,体检结果出来,一看,自己得了癌症。这时候,你知道了自己不想知道的东西。
    但是你能说医院侵犯了你不听的自由吗?不能。因为不听的自由有一条限制,就是你需要先声明你不想知道这一点,如果别人明知你不想知道还是告诉你,那么他就侵犯了你不听的权利。也因为这一事先声明往往不能预先做到,这一自由往往也不能保障。
    很容易想到,这一自由在集权主义国家容易遭受侵犯,比如各种各样的洗脑教育。但有的时候我们不听的自由被侵犯了我们也不会知道,而且它也不能真被称为「侵犯」,毕竟我们并没有事先声明我们不想知道,因为我们还蒙在鼓里,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比如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中描述的给儿童催眠,让他们对自己的阶级产生认同感的场景:
  主任沿着那一长排小床慢慢走去。八十个男女儿童舒坦地躺着,轻柔地呼吸着,面孔红红的,平静安详。每个枕头下都有轻柔的声音传来。主任停了脚步,在一张小床前弯下身子仔细倾听。
  “你说的是《阶级意识发凡》吗?我们把声音放大点试试看。”
  屋子尽头有一个扩音器伸出在墙上。主任走到它面前摁了摁按钮。
  “……都穿绿色,”一个柔和清晰的声音从句子中途开始,“而德尔塔儿童则穿咔叽。爱扑塞隆穿得更差一些。爱扑塞隆们太笨,学不会读书写字;他们穿黑色,那是很粗陋的颜色。我非常高兴我是个比塔。”
  停顿了片刻,那声音又开始了。
  “阿尔法儿童穿灰色。他们的工作要比我们辛苦得多,因为他们聪明得吓人。我因为自己是比塔而非常高兴,因为我用不着做那么辛苦的工作。何况我们也比伽玛们和德尔塔们要好得多。伽玛们都很愚蠢,他们全都穿绿衣服,德尔塔们穿咋叽衣服。啊,不,我不愿意跟德尔塔孩子们玩。爱扑塞隆就更糟糕了,太笨,他们学不会…”
  主任摁回了按钮,声音没有了。只有它的细弱的幽灵还在八十个枕头底下继续絮叨。
  “它醒来之前这些话还要为他们重复四十到五十遍;星期四,星期六还要重复。三十个月,每周三次,每次一百二十遍。然后接受高一级的课程。”

   而我认为,对不听的自由的漠视,是一个社会真正的悲哀。
转自www.zhihu.com/question/19788336/answer/13032251